由于这本书比较厚，有近500页，并且这并不是一本小说。如果你想要阅读，请确保你还有能阅读这么厚出版读物的耐心，至少在充斥着大量快节奏刺激的时代，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如果没有并且还敢兴趣，可以阅读一下这篇笔记。这是关于书籍《存在主义咖啡馆》的内容精炼，章节的小标题都是我自己取的。

简单地说，这本书的讲述方式比较有意思，它既不是对涉及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思想的梳理，也不是单纯地叙述关于存在主义的历史，而是将这些哲学家像小说出场的人物一样，放回他们所在的历史，放进一间虚拟的咖啡馆，所以它更像是一部群像剧，你可以了解到这些人物比较私人的生活经历，同时也粗略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内容是什么。

目前已经阅读完一半，就先把上半部分的笔记放出来。这7章的阅读，只是每个周末抽出一点点时间，也就是7周的阅读工作。

另外看到这一万八千字的内容，也许会很惊讶这背后是不是巨大的工作量，其实这些只是阅读时的随手摘录，外加自己的一点点加工。

这本书目前看下来比较值得一读，但最好之前了解过一点点里面的思想，或者对存在主义发展历史有一些兴趣。

一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

在本章中，三个人喝着杏子鸡尾酒，很多人彻夜长谈自由，而更多的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们还想弄明白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

关于现象学（phenomenology）

1. 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观察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
2. 海德格尔：首先确定存在（being）的问题。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么？

萨特、波伏娃和阿隆不满于康德。

萨特的哲学

1. 把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
   哲学。
2. 自由，在萨特看来，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这一点把人类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
3. “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我始终会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我是我的自由。
   • 对一个迷茫于信仰的青年，说道：“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选择吧——也就是说，去创造（invent）。”
4. 萨特的存在主义暗示：只要你一直努力，那就有可能获得真实与自由。
   

   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这段话于1945年刚刚经历战争伤痛的人们，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忘记过去的日子，专注新的开始。

存在主义的社会影响

1. 政治保守主义者不喜欢存在主义可能在意料之中，但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讨厌它。
2.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存在主义者”便成了任何践行自由性爱和熬夜伴着爵士乐跳舞的人的简单代名词。
3. 葛瑞科开创了存在主义者发型，留着又长又直的“溺水者”造型，以及穿着厚毛衣和卷起袖子的男士夹克，也能看起来很时髦。
4. 萨特和波伏娃是开放式关系，即一方都是另一方的首要长期伴侣，但可以自由地拥有其他恋人。
   

   对于萨特和波伏娃，他们的开放关系不只是私人协定，更是一种哲学选择。他们想要按照他们的自由理论生活。资产阶级的婚姻模式对他们毫无吸引力，这种婚姻模式里严格的性别角色，遮遮掩掩的出轨行为，以及对财富集聚和儿孙满堂的孜孜追求，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把这段关系置于其他所有关系之上，并且几乎每天见面，并肩工作，但他们没有孩子，没有财产，甚至从未住在一起。

   • 二人即使地位提高，也坚持要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萨特拒绝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人生与我的哲学是同一的。”——萨特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1. 对存在主义影响强烈的特立独行者：克尔凯郭尔、尼采。
2. 克尔凯郭尔很适合理解人类存在的尴尬与困难，因为他的一切都不合常规。脊柱侧弯导致步态奇怪，备受宗教问题折磨，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去街头强拽认识的人谈论哲学，生来就是鞭策者，有着好辩的态度。
3. 观点反驳笛卡尔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1. 人的存在是在先的：是我们做每一件事的起点，而不是一个逻辑推演的结果。
   2. 我的存在是主动的：我经历存在、选择存在，这先于我可以做的任何关于我自己的阐述。
   3. 我的存在是我的：是个人的。笛卡儿的“我”是通用的，可以被用于任何人，但克尔凯郭尔的“我”，却是一个好辩、痛苦的不合群者的“我”。
4. 不同意黑格尔，黑格尔将每一个阶段替代之前的阶段，直到上升到最高的“绝对精神”。那假如我不选择成为“绝对精神”的一部分呢？假如我拒绝被同化，并且坚持只做我自己呢？
5. 萨特对克尔凯郭尔的理论吸引，并借用了“存在”（existence）这个词意指人的存在方式，但摒弃了信仰上帝的存在，即神学存在主义。
   

   “忧虑是自由的眩晕。”——克尔凯郭尔

6. 尼采认为：虔诚教条和传统哲学，两者都是罩在生命的严酷现实之上、目的是谋求私利的面纱。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崇高的道德或神学理想，而是一种对文化历史的深度批判，或曰“谱系学”，以此揭示我们人类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以及如何变成这样。
7. 尼采没有将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因为身体不幸患病而陷入了不可逆痴呆状态。

20世纪下半叶的存在主义

1. 波伏娃的《第二性》：分析了女人的经历和人生选择，也分析了父权社会的全部历史，这本书鼓励女性提高自我意识，质疑既定的观念和惯例，并掌控她们自己的人生。
   • 文中包含女同性恋内容，支持同性恋权益与性取向自由。
2. 存在主义形式的口号，在20世纪中期的社会变革中很常见。
   

   ——禁止“禁止”。
   ——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
   ——别用“聪明”来形容一个人，要用自由或不自由。
   ——请现实点儿：坚决要求不可能之事。

3. 1968年时，萨特和波伏娃他们依旧在前线游行示威，参加巴黎反抗阵线，对着纠察线上的工人和学生发表演讲。
4. 萨特一辈子都坚持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一个人必须不断前行，创造还未发生的事：走到世界中，行动起来，然后去影响它。

萨特的葬礼，与作者感悟

1. 1980年4月19日，索邦大学被占事件十二年之后，数量空前的人群再次聚集到一起，参加了萨特的最后一场名人活动：他的葬礼。
2. 作者早已是存在主义者，回忆自己1938年时买的萨特所著的《恶心》。
3. 萨特教会了我如何放弃，以及这本书诞生的契机。
   

   在这段时间中，我再一次被我的学生经历改变了。我尽力把我的白天和黑夜或多或少过得像存在主义者曾经在咖啡馆那样：阅读，写作，喝酒，恋爱与失恋，交朋友，谈论思想。我热爱这一切，并且认为人生会永远是一个大型的存在主义咖啡馆。
   另一方面，我也渐渐意识到，存在主义者已经被认为过时了。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已让位于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新一代。这些类型的哲学家，似乎把哲学当作了一个游戏。他们玩弄符号、象征和意义；从彼此的文本里抽出怪异的字眼，来使整个体系崩塌。他们在过去作家的作品里，点点滴滴地搜寻着更为精细和不太可能的意义。
   我意识到，这二十五年以来，我在变的同时，世界也在变。重访那些大胆和活跃的存在主义者，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更新我们的视角。他们可没有坐着玩弄他们那些“能指”，而是提出了大问题，追问着在还有很多其他人同样在努力生活的世界里，过一种真诚、完满的人类生活意味着什么。

4. 或许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伟大的解放运动，在民权、殖民地独立、妇女平等和同性恋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运动似乎已经收获了它们想要的结果，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解放政治了。
   • 法国学者米歇尔·龚达（Michel Contat）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萨特时，认为萨特给予了他们那一代人“一种指引我们人生的自由意识”，但如今很少有人再感兴趣了。

咖啡馆揭幕的序言

1. 这些哲学家友谊的分崩离析，通常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合。存在主义者生活在有着极端意识形态和深重苦难的时代，不论他们愿意与否（通常是主动），都参与了世界上的历史事件。因此，存在主义的
   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历史的故事。
2. 与他们的思想一样，存在主义者也栖居在他们的历史与个人世界中，是一种“栖居哲学”（inhabited philosophy）。
3. 介绍了出场的人物，以及两位主人公：海德格尔和萨特。期望这些哲学家聚在一座精神咖啡馆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以及交流和思想的喧闹声。
4. 什么是存在主义？有许多定义。
   

   ——存在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individual），是具体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
   ——他们认为，人类存在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being）类型。其他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
   ——因此，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令人眩晕的事实会导致
   ——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
   ——但另一方面，我只有在境遇（situations）中才是自由的，这个境遇包括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括我被抛入的世界中那些物质、历史和社会变量。
   ——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我总是想要更多：我热忱地参与着各种个人计划（projects）。
   ——因而，人类存在是模糊的：既被局限在边界之内，同时又超越了物质世界，令人兴奋。
   ——一位从现象学角度来看待这一境况的存在主义者，不会提出简单的处理原则，而会专注于描述生活经验本身的样子。
   ——通过充分地描述经验，他或她希望能理解这种存在，唤醒我们去过更真实的生活。

二 回到事物本身

胡塞尔的一生

1. 胡塞尔沉默寡言，戴着金属边框眼镜，外表柔弱。年轻时，他长着柔软卷曲的金发，不久便谢顶了，留下一颗圆圆的秃头，下面则是一撇髭须和齐整的络腮胡。讲话的时候，他会配上一丝不苟的手势。
2. 。他在学生时代并不出众，一上课就睡着。长大去了维也纳大学，为哲学献身。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 ）和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deas ）让他一举成名。最终拿到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并且将在弗莱堡度过他的余生。
3. 通常，他会通过疯狂地工作来让自己摆脱抑郁，但一战孩子参与战争令其陷入人生最绝望的一段时间。
4. 胡塞尔说，在任何时候，他的目标都是研究任何让他感到“最苦恼和不确定”的主题——那些给他带来了最多的焦虑和自我怀疑的主题。

现象学

1. 现象学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方法，而非一套理论。其基本方法可以用两个词的命令来表达：描述现象（DESCRIBE PHENOMENA）。现象学家的工作是去描述，这些我们如此仔细描述的事物被称作现象。
2. 现象这个词有着一个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任一普通事物或客体或事件，按照它向我的经验呈现的自身的样子，而不是依照在现实中可能是或可能不是的样子。
   

   以一杯咖啡举例，不是分析其化学成分和植物学等定义作总结，而是一抹浓郁的香气，是从咖
   啡表面升起的一缕旋曲热汽的缓慢运动，是一股平稳流转的液体和抓在手里那个厚厚杯壁内的重量，是一种我舌头上强烈、浓厚的味道，带着清醒和提神的承诺。这承诺，这些预期感受，这气味、色泽与味道，皆是这杯作为现象的咖啡的一部分。
   剥离掉主观元素，咖啡作为一种现象便空空如也，经验中的咖啡确凿无疑，但其生长和化学成分则是道听途说，与现象学家无关。（主观唯心）

3. 这种把推测的附加物“搁置”（set aside）或“括除在外”（bracketing-out），胡塞尔称之为悬搁判断（epoché）——这个术语借用自古代怀疑论者，他们用其表示一种对于世界的判断的普遍悬置。
4. 现象学的意义：
   1. 现象学提供了进入人类经验的正式方法。
   2. 它应该能把我们从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通过强迫我们忠于经验，并回避试图影响我们如何解释经验的权威，现象学能抵消周遭的各种“主义”。

吹了一通感觉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

现象学下的心灵

1. 除了声称要转变我们思考现实的方式，现象学家还承诺要改变我们如何思考自身的方式。我们不需要试图去找出人的心灵是什么，我们需要考虑心灵做了什么，以及它如何领会经验。
2. 试着呆坐两分钟，只要醒着，心灵总会朝着各个方向试探。它就是它的关涉性（aboutness），心灵总是忙于这种关涉性：它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
3. 意向性的观念，可以回避：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和心灵“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4. 现象学后来转为“唯心论”的分支，拒绝承认外部实在性，把一切事物定义为个人幻觉。

三 来自梅斯基尔希的魔法师

引言

1. 大多数哲学家忽略的，是/存在（being）意味着什么？
2. 批判胡塞尔，头脑是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孤立性的地方，意向性本应把他们从中拯救出来才对。

海德格尔的一生

1. 他的家乡梅斯基尔希，一个天主教小镇。父亲是教堂执事，也是镇上的箍桶师傅，安详的同年对海德格尔很重要，因此从未抛弃对它们所唤起的那个世界的忠诚。
2. 长大去海德堡的神学院学习神学，迷上亚里士多德，接触了胡塞尔《逻辑研究》。
3. 1916年见面胡塞尔，那时胡塞尔沉浸于儿子战死沙场，与年轻的海德格尔产生感情。
4. 1924年在胡塞尔安排下到马堡大学工作4年，28年返回弗莱堡接替胡塞尔教席。在马堡时是个农夫形象，其不苟言笑增强了神秘感。
5. 海德格尔的招牌风格是“一连串令人叹为观止的问题”，直到他最后把问题卷进“一团团电光闪现的句子乌云中”，让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学生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来自梅斯基尔希的小魔法师”。
6. 他的讲课通常会聚焦于细致入微地阅读经典哲学家的作品，并且要求学生极度专注于文本，教会他们思考。海德格尔会把每一个文本扭转为某种原创和不常见的解读，直到让学生感到以前的哲学家的整个体系在他们头脑中坍塌成碎片为止。
7. 1927年，《存在与时间》发表。
8. 久而久之，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哲学不屑一顾。1927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甚至对于现象学的定义。1929年在胡塞尔70大寿上，海德格尔蕴含了些无礼的潜台词。胡塞尔认为海德格尔哲学还停留在“自然态度”和“常识”上。

存在与时间

1. 存在（Being）本身并不是存在者（being）（不同的大小写），存在不是任何一类可被定义或描述的实体。以区别于本体论。
2. 自己作为特殊的实体，其存在比别的实体存在更容易被注意到，因为我这个实体会思考自身的存在。那么，我自身就是途径。
3. 海德格尔的意图不是要被理解，而是要通过“感觉到的陌生感”被体验。海德格尔的语言会令你一直紧张不安，是动态、突兀的语言，有时会显得荒诞，但总是很有力。
4. 理解海德格尔的方式之一，是把他想成一位文学上的革新者，甚至是某种现代派的小说家。
5. 《存在与时间》对传统哲学的最大颠覆，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处理此在及其存在的问题。这种方式，胡塞尔本来也采用过，但做得不够明显。
6. 海德格尔在这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自己杜撰的新术语。
   1. 此在：指一般的存在，也是“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 ）。
   2. 此在的存在，大多是一种操劳（concern/Besorgen）。
   3. “当下上手状态”（readiness-to-hand）和“现成在手状态”（presence-at-hand），哲学家除了遗忘存在外，还经常搞混这两种状态。
7. 在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里，一切事物出现时都已经连接在一起。如果整个结构崩溃，那就是一种“匮乏的”或次级的状态。因此，在世存在是一种“共在”（Being-with）。
   

   我出去散步，发现岸边有一条小船。对我来说，那条船有什么样的存在？它不可能“仅仅”是
   一个对象，是供我从某个抽象的观察角度去沉思的“船这物”。相反，我遇见的这条船，可以是（1）潜在的有用事物，（2）处在一个有一系列这种事物的世界中，即便对我没用，（3）也处在一种这条船显然对别人有用的情境中。这条船一下子同时点亮了功用性、世界和共在。如果我想把它仅仅视为“对象”，也可以，但这样就破坏了日常存在。

海德格尔的影响力

“存在仅仅是现成在手状态而不再是当下上手状态”。——海德格尔

1. “我们必须要操劳之物的烦腻（obstinacy）”。这个世界不再是一台运转平稳的机器，而是变成了一堆拒绝合作的顽固事物，而我处在中间，不知所措。
2. 动荡时期的人们，渴望从哲学中获得这种强大的、个人化的东西：这正是海德格尔获得巨大影响力的一个原因。
3. 1929年7月24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做了一场精彩的就职演说，演讲的题目是“形而上学是什么？”，博得了满堂彩，因为它不但包含了《存在与时间》中的重要观点，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 “为什么竟然有存在者，而不是一无所有？”
   • 听众自然包括萨特、波伏娃还有胡塞尔等人。
   • 胡塞尔忧虑他成了个怪物般的后代，18个月后一封信回想道，海德格尔的哲学自己必须有义务消灭它。

四 常人，呼唤

在本章中，萨特做了噩梦，海德格尔试着思考，卡尔·雅斯贝尔斯很惊愕，而胡塞尔呼唤英雄主义。

纳粹的崛起

1. 波伏娃后来也惊异于她和萨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不是很担心——后来在政治上异常活跃的两个人尚且如此。
2. 有时候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却往往最倾向于不拿纳粹当回事儿，认为他们太荒唐可笑，不可能成什么气候。大多数不赞同纳粹的人很快学会了不表达自己的观点。
3. 海德格尔曾经的情人兼学生汉娜·阿伦特在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使用“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短语，来描述个人道德意识的极端缺失。

常人

1. 此在容易被一种叫das Man——“常人”（theThey）——的东西所摆布，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会夺走我们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
2. 如果稍不留心，das Man就会取代我，替我做出决定，让我们陷入平庸，不再思考。
3. 如果我想要对抗das Man，必须要答复我的“良心的呼唤”。这个呼唤不来源于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源头：我自己的真实自我。
4. 这种呼唤反而对我是陌生不习惯的。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个呼唤其实更为根本，是在要求你接受一个你从不知道自己还拥有的自我：去意识到你的存在。

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

1. 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她写信给海德格尔，直言不讳地问他是不是纳粹支持者。他怒气冲冲地在回信里予以了否认。
2. 但是1933年4月，海德格尔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职位，这份工作不但需要他贯彻新的纳粹法律，还要求他加入纳粹党，而他也这么做了，并且向学生和教职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亲纳粹演讲。
3.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就任校长的演说。该演讲歪曲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个深刻主题：自我质疑和自由。并在这之后举办哲学上的纳粹新兵训练营。
4. 他的职位还给他带来了个人的背叛。规定要求被认定为犹太人的人都要开除公职和大学职位，这影响到了胡塞尔和他的儿子吉尔哈特。

雅斯贝尔斯和马塞尔

1. 雅斯贝尔斯把关注点放在了他所谓的Grenzsituationen之上，也就是“界线境遇”（border situation），或者说“极限境遇”（limit situation）。在这种时刻中，人们会发现自己受到所发生之事的束缚或限制，但同时又被这些事件推向了正常经验的边缘。
   • 这与幼时面对严重的心脏病和肺气肿，以至于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死有关。
2. 妻子格特鲁德掌管日程安排，并于雅斯贝尔斯合作研究，这一点几乎与萨特波伏娃一样。但比起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更相信共同思考的价值。以哲学和文化在5世纪同时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爆发为例。
   爆发
3.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胡塞尔的生日宴会上与海德格尔相知。这之后两人关系日渐紧密，但随着纳粹崛起，两人的关系便渐渐疏远。
4. 海德格尔在1933年3月去拜访雅斯贝尔斯时，两人聊起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话题，海德格尔说：“人们必须步调一致。”雅斯贝尔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不想听到他再说什么，所以也没有追问。晚餐过后，聊到希特勒以及他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话题时，海德格尔莫名其妙地说道：“教育完全无关紧要，只看他绝妙的双手就够了！”在离开时，海德格尔对其犹太人妻子比较无礼，甚至没有说再见。
5. 法国人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马塞尔是一位以剧作家身份成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强烈神学倾向的存在主义。
6. 《论本体论的奥秘》（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 ）中，马塞尔写道，人会容易囿于习惯和普遍观念中，对财产和熟悉的场景产生一种狭隘的眷恋，大部分人都会掉进他称之为“挛缩”（crispation）的东西中：一种紧绷、被硬壳覆盖的生命形式，会随着时间慢慢变硬而囚禁我们。（和常人类似）
7. 胡塞尔主张首先悬置判断，马塞尔主张对现实保持开放心态并保持清醒，海德格尔也相信要保持警觉，但这意味着变得果断和坚决地完成历史使命 ，意味着与天选英雄步调一致。

海德格尔的转变

1. 海德格尔的“先行决心”（anticipatoryresoluteness）中，此在发现了“其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存在于自我放弃之中”。
2. 1934年4月14日海德格尔辞去了校长职务，并在1935年版《存在与时间》恢复了给胡塞尔的献词，但从那时起开始受到纳粹党鹰犬的骚扰和监视，一直至战争结束。
3. 1945年，他仅仅用一篇短文回应了这个问题，题目是《1933/34年任职校长：事实与思考》（The Rectorate1933/34：facts and thoughts ）。在文章中他承认，他曾短暂地认为纳粹党提供了“一种内在自我管理和再造新人的可能性，以及一条通往发现其历史的、西方的目的的道路”。他说，但随后他便认识到了错误，并从中脱身出来。
4. 真相是辞职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在支持纳粹。表现在一些给教育部的提案，还有与其他人的交往中。海德格尔关心的似乎只是为他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而毫不考虑其他人面临的危险。
5. 海德格尔的每一种重要思想，几乎都有某种内在的模糊性。去试图抛弃他的纳粹主义而孤立评价思想，是很困难的事。
6. 汉娜·阿伦特在1949年写信给雅斯贝尔斯时说道，他根本没有个性。萨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及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时，也讲了一句非常相似的话：“海德格尔没有个性；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7. 整个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都在托特瑙山小木屋中沉思，在写作与思考中挣扎前行。
8. 在大雪茫茫的森林里，他开始了一次长久而缓慢的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转向”（dieKehre）。这是一种过程的转变，把海德格尔引向一种更接地气、更可接受、更诗性的思考方式，远离了有关决心和果断的讨论。这段时期拒绝了回到柏林的邀请。

每人的去向

1. 卡尔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焦灼于是否离开德国，1935年被严禁异族通婚，36年丢掉咯额大学教职，但还是不愿意离开。
2. 1933年阿伦特被警告，她和母亲之后逃离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从布拉格去了日内瓦，借道巴黎，最终抵达纽约，并在那里定居。
3. 海德格尔1933年4月看清走向，次月和家人离开了汉堡。他先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之后在瑞典的哥德堡又待了六年；当形势看上去好像瑞典也快要落入德国之手时，他又搬到了美国，先在耶鲁，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之前：1945年4月13日，在纽约散步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4. 胡塞尔的孩子爱莉和吉尔哈特移民去了美国。胡塞尔他不准备离开德国，那是他的家。马尔文娜也坚决支持胡塞尔，同样无畏。
5. 胡塞尔其实比他表面看起来更关注世界。1934年8月，他申请去布拉格参加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胡塞尔警告说，一种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的理性和哲学探究传统，呼吁每一领域的学者都来对抗这场危机，思想家团结起来。1935年5月，在维也纳文化协会的一次演讲中又重申了一次。
6. 1935年那一整年，他都在把自己的想法整合进一个更长的课题中。在1936年1月写下《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1937年8月，胡塞尔摔了一跤后健康恶化，生命最后几个月头脑越来越差，最终没能完成。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海德格尔则称病没有参加葬礼。

五 嚼碎开花的扁桃树

在本章中，让-保罗·萨特描述一棵树，西蒙娜·德·波伏娃把理念付诸生活，而我们见到了莫里斯·梅洛-庞蒂和中产阶级。

《恶心》

1. 在柏林读了一年的胡塞尔之后，萨特于1934年活力满满地回到了法国，决心努力构思自己对现象学的论述，并邀请波伏娃加入工作。
2. 为了在这些领域扩展他的研究，萨特认为他应该亲身体验一下幻觉，利用仙人球毒碱。不同的人体验不同，赫胥黎的毒品冒险充满了神秘和狂喜，拉加什医生的一位助手很享受草地上和异域的舞者翩翩起舞。萨特却感受一堆令人毛骨悚然的蛇、鱼、兀鹫、蟾蜍、甲虫，并且感觉好几个月在被盯着看。
3. 萨特自己对于“偶然性”的认识，促成了小说《恶心》，主人公作家安托万·罗冈丹在布维尔漂泊的故事。
   

   最终，在当地公园看到一棵如“煮沸的皮革”一样的栗子树，再次感到那种恶心后，罗冈丹意识到困扰他的不只是这棵树，这棵树的存在（Being），是它就那么立在那里，拒绝解释或让自己缓和下来的方式，莫名其妙而毫无意义。这就是偶然性：事物那种随机、骇人的“此性”（thisness）。罗冈丹意识到，他无法再像过去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了，而且他也永远无法完成罗尔邦的传记，因为他编不出冒险故事来。

   • 小说结束时，罗冈丹通过把艺术当作必然性来源这个念头，最终走了出来。

4. 树对萨特来说意味着许多东西：存在、神秘、物理世界、偶然性。同时，它们也很方便作为现象学描述的焦点。
5. 描述与解放之间的联系让萨特着迷。作家就是正在描述的人，因此是一个自由之人——因为能够准确描述他或她所经历之事的人，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时间有所控制。（有些想当然？
6. 萨特还把他自己的体验融入到了描述罗冈丹的另一面痴迷当中，恐惧任何肉质、黏性或黏滑的东西。黏滞是萨特表达偶然性之恐怖的方式。
7. 《恶心》的主题更接近于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虚无、存在，以及揭
   示事物状态的“情绪”。
8. 列维纳斯的论文《论逃避》与这种对恶心感的描述类似，但两人在回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时，分别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萨特转向了海德格尔，而列维纳斯因为海德格尔的政治选择而放弃，并认为人们永远不应该被动地接受残酷的存在，文明开化是为了逃避噩梦压身，而不是接受。

波伏娃的小说

1. 在1945年的演讲《小说与形而上学》（TheNovel and Metaphysics ）中，波伏娃提到，现象学家写的小说，不像其他哲学家的小说那样无趣，因为他们会描述事物，而不是解释或为事物分类。
2. 波伏娃构思她的第一部小说L'invitée 《女宾》，直到1943年出版，取材于她与萨特以及她之前的学生奥尔加·科萨凯维奇的三角恋，实际卷入的人更多并发展成五角恋。
3. 波伏娃与萨特小说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二人在哲学和个人兴趣上的差异。
   1. 萨特的研究是一种对自由史诗般的探索，风流韵事和其他线索在其中各占一席之地。
   2. 波伏娃的兴趣则在那些连接人们的欲望、监视、嫉妒和控制的线当中。
4. 在萨特之前，陪她做思想练习的人是她的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作为同学在止血概论都没考赢西蒙娜·薇依，三人相识。波伏娃在1925年上大学时，高师体系并不招收女生，这也是人生早期阶段，女人和男人境遇有诸多不同。波伏娃后来会在她1949年的著作《第二性》中进一步仔细探究这类反差。

波伏娃的早期经历

1. 1908年1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些守旧，用女性气质和文明教养的标准观念约束。母亲坚守，父亲对此随和许多。叛逆始于童年，青少年时期更加激烈，她对工作的终身奉献，她对旅行的热爱，她不要孩子的决定，以及她非传统意义上的伴侣选择，都表明了她对自由的献身精神。
2. 梅洛-庞蒂只比波伏娃小两个月，他在社交场合中冷静沉着、游刃有余，原因大概是他的童年非常快乐。每一个认识梅洛-庞蒂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散发着幸福的光热。
3. 波伏娃一开始也感受到他的温暖，并一度认为是适合作为男朋友的人。但梅洛-庞蒂认同“完全适应他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了中产阶级社会”，不承认中产阶级道德的愚蠢和残酷。这一点是二人很大的分歧。
4. 波伏娃的朋友伊丽莎白的母亲，认为女儿与庞蒂不合适，并警告他放弃，不然扬言他母亲曾出轨的丑闻。波伏娃在得知真相后愈发觉得恶心，而伊丽莎白在感情危机时染上脑膜炎，去世年仅21岁。虽无因果关联，但波伏娃一直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害死了她朋友。

与萨特相遇

1. 萨特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比波伏娃大两岁半，作为备受宠爱的独子，他同样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童年。而且和梅洛-庞蒂一样，他也从小就没有了父亲。幼时备受家人喜爱，但两三岁时的一次感染让他的眼睛出现了毛病，还有鱼一样的嘴唇和其他特征。
2. 母亲再婚后，他常常会被强壮和粗野的男孩们欺负。全家搬去巴黎后，他被送进了一系列优秀学校就读，再次变得活泼开朗，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最狂放和最强大的圈子的领导者。在此后的人生他一直都是一个善于交际的领袖型人物。
3. 在1929年，波伏娃通过一位名叫马休（Maheu）的朋友，接触到了萨特的团体。她觉得他们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生畏。这个团体接纳了她，她和萨特也成了朋友，很快成为了情人，并甚至成为比情人还重要的盟友。
4.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萨特提议达成先做两年情侣的协议，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并且延续终生。二人后期在性上很不成功就放弃了，有了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一致。
   1. 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必须诚实。实际没有完全恪守，波伏娃有着很棒的性生活好过萨特。
   2. 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他们之间是“必然的”，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偶然的”。这一条被坚持了下来。
5. 对波伏娃来说，现实生活的甜美从来都不是威胁：她永远不会厌倦。即使成年后，她还写道：“我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喜爱收集许多礼物和旅行纪念品，探索世界狂热地履行。
6. 但萨特不会享受徒步的疲劳感，更喜欢滑雪，因为从现象学上来讲，雪不将自己展现为黏滞和附着的东西，而是变得坚硬顺滑，虽喜爱旅行但不带回任何东西，身边只有烟斗和笔。对人很慷概，钱一到手就会给出去离他远点，所以花在夜间娱乐上。
7. 这段极其长久的关系，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80年萨特去世。这段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就像在任何一场长久的婚姻中那样，他们共同的记忆、观察和玩笑，将他们绑在了一起。
8.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萨特和波伏娃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萨特总是第一个阅读波伏娃著作的人，他的批评深得她的信任，而他也会督促她写更多。

六 我不想吃了我的手稿

本章中发生了一场危机，两次英勇的营救，以及战争的爆发。

萨特从海德格尔得到的启发

1. 萨特在《延缓》（The Reprieve ）中试图捕捉危机中的情绪，故事设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个关键一周。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在努力去适应他们可能没什么未来，而一切也将不复从前的想法。
2. 在一个关键时刻，当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机听希特勒讲话时，萨特从这个场景退出来，这本书也显示了萨特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在未来的几年里，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当人们被巨大的历史浪潮席卷时，每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独立。
3. 对于萨特个人来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过读海德格尔为自己的焦虑找到了答案。他渴望“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不仅仅会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圣”。

胡塞尔的手稿

1. 胡塞尔的遗孀马尔文娜仍住在郊区的房子里，守着他的图书馆和汗牛充栋的遗稿、文书及未发表的著作。她当时已经78岁，却被官方列为了犹太人。1938年，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布伦塔诺的档案危在旦夕。唯一让现象学家们感到宽慰的是，胡塞尔文稿不在这里。
2. 比利时的哲学家兼方济各会修士赫尔曼·范·布雷达建议，敦促鲁汶大学的高等哲学研究所支持重要弗莱堡文稿的誊录工作。
3. 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转移这批东西。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带到比利时大使馆，然后装在外交邮袋里带出德国，这样就能拥有不受干预的豁免权，但得走不少冤枉路。修女安黛儿根迪丝·耶格施米特（Adelgundis Jägerschmidt）主动提出可以把手稿带到她在康斯坦茨的修女姐妹拥有的一所小房子里。
4. 9月22日，张伯伦与希特勒举行了会见，并得知希特勒提高了对捷克领土的要求。9月23日星期五早晨，范·布雷达抵达柏林，并把这些箱子委托给了市中心外的一座圣方济各修道院。
5. 胡塞尔的档案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现在，大多数仍然与他的藏书一起存放在鲁汶。这些文档已经让研究人员忙了七十五年以上，并以《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 ）为题出版了一个选编版。

存在的历史

1. 胡塞尔晚期的这些作品，与早期作品在精神上十分不同。它们显示了胡塞尔晚年开始远离他对现象学内在、唯心的解释，转而朝向了一幅不那么孤立的图景：人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存在于世界中，沉浸在感官体验里。
2. “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感知到自身——这是经验的重要一方面，但我往往只在出差错的时候才会注意到。
3. 海德格尔论存在的历史时，他的著作中泛着一种对家园时光的渴望，哲学可以被追溯到这个失落的时代或地方，并且可以从那里开始重建。
   1. 他想起了古老的希腊文化，认为这是最后一段对人性进行过正确哲学思考的时期。
   2. 其他德国思想家往往会重点关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把那段时期视为一切开始误入歧途的时刻。对他来说，真正与存在建立联系的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4. 胡塞尔没有寻找这样一个失落的简单世界。生活在单一文化或“熟悉世界”（homeworld/Heimwelt）里的人，遇到了来自“陌生世界”（alienworld/Fremdwelt）的人，相遇后的震撼是相互的，对方的世界毋庸置疑，这激发人们反思自我。
5. 他敦促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日益崛起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只崇尚本地主义，以拯救共同理性
   和自由研究的启蒙精神。他并不希望任何人回过头去相信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但他主张欧洲人必须保卫理性，因为如果失去了理性，那这片大陆及其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也将随之迷失方向。

战争前夕

1. 1939年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时期，那年8月，波伏娃与萨特跟保尔·尼赞和雅克-洛朗·博斯特一起，在
   胡安莱潘（Juan-les-Pins）的别墅度了整整一个月假。在担心和厌恶中听到了8月23日的纳粹-苏联协约，苏联不会反对德国进犯其他国家。
2. 萨特被征召，但知道自己因为眼睛有毛病，不会上前线。法国的假期结束于8月31日，许多巴黎人都在那一天结束乡间度假，回到家里。他们艰难地上了车，成功在9月1日抵达巴黎——那一天，德军入侵了波兰。萨特收拾好他的装备后，第二天一早，波伏娃在巴黎东站目送他离开。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
3. 1940年1月，胡塞尔的文稿集从大学的主图书馆转移到了高等哲学研究所——时间赶得正好。四个月后，德国开始入侵，鲁汶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被炸弹炸毁。
4. 胡塞尔的前助理伊迪丝·施坦因皈依基督教，担任卡梅尔派修女，成为特丽莎·本尼迪克特修女。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荷兰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1942年，他们开始驱杀犹太人。7月，纳粹开始袭击荷兰修道院团体，搜寻任何非雅利安人。伊迪丝和姐姐罗莎被抓到中转营，后被送往奥斯维辛，1942年8月9日，她们在比克瑙毒气室被杀害。
5. 1945年3月，在德军离开后，几个修女返回了修道院，和她们同行的还有赫尔曼·范·布雷达。他们发现许多论文仍然到处散落着，于是，在当地市民的帮助下，他们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施坦因的论文。范·布雷达将这些论文纳入了胡塞尔档案。1987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伊迪丝·施坦因施行了宣福礼，并在1988年把她封为了圣人并竖立雕像。
6. 整个战争期间，马尔文娜·胡塞尔都在鲁汶度过。战争结束后，86岁的她才在1946年5月，成功与在美国的孩子团聚，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

七 占领，解放

在本章中，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见到了阿尔贝·加缪，萨特发现了自由，法国解放了，哲学家们投身到了社会运动中，而每个人都想跑到美国去。

战争初期

1. 战争初期，波伏娃继续她的工作，依旧反复修改《女宾》。闲暇之余，她还和两个学生发生了关系：娜塔莉·索罗肯（Nathalie Sorokine）和比安卡·比嫩费尔德（Bianca Bienenfeld）——这两个年轻女人后来也与萨特有染。有人分析原因在于巴黎在假战争期间充盈的那种紧张和衰弱的气氛，很多人都因此出现了奇怪的行为。
2. 从老家阿尔及利亚来到这座城市的记者兼短篇小说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这期间创作了一部小说《局外人》（L'étranger），一篇长文《西西弗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以及一个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他把这些作品称为他的“荒谬三部曲”。
3. 萨特被安排到了阿尔萨斯地区的布吕马特（Brumath），在这个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他发现自己除了阅读和写作外，根本无事可做。这期间他草草写下了后来将会成为《存在与虚无》的那些笔记，还创作了系列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稿。这期间与波伏娃联系请求寄书，也包含一些女同性恋小说。
4. 战斗英勇而短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历历在目，所以法国军官和政客们倾向于早早投降，避免生命的无谓伤亡。波伏娃与萨特失去联系，并不得不加入难民行列。
5. 回到巴黎后，为了保住她在学校教书的饭碗，她签署了一份文件，申明她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这“令人反感”，但她做了。面对物资缺乏，不得不请求农村朋友寄一些食物，对于爬满蛆虫的猪肉，不得不用醋和浓烈草药清洗变废为宝。
6. 傀儡政府的说教激起了波伏娃儿时对中产阶级说教的厌恶，后来，她和萨特把这种信念变成他们政治理念的核心：动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永远不能信任或轻信表面那套。
7. 她通过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找到了自己的路。令她宽慰的，还有黑格尔的宏大远见：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进程经由一系列必然的正题、反题与合题，最终在绝对精神中上升。她也阅读了克尔凯郭尔——这个尴尬、痛苦、无礼的反黑格尔人士。后来，两种哲学都融入到了她逐渐成形的小说《女宾》当中。克尔凯郭尔坚持着自由与选择，黑格尔则看到了历史如何史诗般宏大地行进，吞噬无数个人。
8. 萨特在眼疾中创作完成了《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眼疾让他无需参加纳粹强迫劳动与前线作战，如今又给了他离开战俘营的机会，他逃跑了。
   

   在我自由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成了家乡陌生人，我还没有联系昔日的朋友，而是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门。突然，我经历了一种恐惧的感觉——或者某种接近恐惧的感觉。我不明白这些矮胖、隆起的建筑物如何能隐藏这样的荒漠。我迷失了；不多的几位酒客似乎比星星更遥远。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占据长凳的很大一块地方，有权占据一张大理石桌子......如果这些人舒适地待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微微发光，让我感到自己似乎无法接近他们，那是因为我不再有权把我的手放在他们肩上或腿上，或称呼他们其中一个为“肥头”。我又回到了中产阶级社会。

地下反抗活动

1. 萨特与波伏娃再会。萨特召集了十几个朋友，成立了一个新的抵抗小组，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这个小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或讨论宣言和论辩性的文章，但即使这样也已经够危险了。梅洛-庞蒂也创立了一个抵抗小组，名为“在压迫之下”（Sous la botte），两个小组后来合并，但最终解散了。
2. 犹太人和任何被当局怀疑参与抵抗运动的人，对于占领真正意味着什么，则有一种更可怕的体会——但他们同样也乐观过了头。1942年5月29日，当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之星的规定开始实行时，萨特和波伏娃的许多犹太朋友没有在意。
   

   萨特写道，城市的人行道仿佛会偶然间打开，然后一只长着触手的怪物爬了出来。总是充满熟悉面孔的咖啡馆，也成为衡量失踪人口的一个迹象。波伏娃写道，花神咖啡馆的常客中两个迷人的捷克女人，突然有一天，她们都没去，后来也再没有回来。看着她们空荡荡的座位，让人很难受：“那正是一种虚无。”

与加缪相遇

1. 1943年的一天，萨特的戏剧《苍蝇》（The Flies）正在排练时，他主动结识了萨特。两个人其实早已对对方有了相当的了解：加缪为《恶心》写过书评，而萨特则刚刚写了一篇关于加缪《局外人》的文章。两人一见如故。波伏娃后来说，她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
2. 加缪的家庭一直不宽裕，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去世，陪伴他的只有哥哥，悲恸欲绝、目不识丁的聋人母亲，以及同样不识字，还很暴力的祖母。他虽然设法逃了出去，上了阿尔及尔的一所高中，之后又当上了职业记者和作家，但他的童年造就了他。22岁时，他在自己第一本日记中的第一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穷二白地过上若干年，就足以创造全部的敏感性。”
3. 加缪在法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但他总觉得在那里是个局外人，没有了明媚的地中海阳光这个他早年生活中的唯一补偿，这一点与小说《局外人》一致。
4.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前言中说“即使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之内，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而继续前行的方法。”
5. 加缪同样意识到海德格尔式的存在问题。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答案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对于加缪来说，我们必须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进。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加缪在书的结尾，让西西弗无奈地接受了这种荒诞，重新恢复了他无尽的劳作。因此，“你必须把西西弗想象成很开心”。但这一思想来源却来自克尔凯郭尔。
6. 尽管萨特和波伏娃私底下很喜欢加缪，但并没有接受他对荒谬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即使是站在宇宙的尺度上来说，生活也不是荒谬的，而且这么说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对他们而言，生活充满了真实的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尽相同。基本的现象学原则表明，在我们经历之前，经验本身就已经充满了意义。
7. 对萨特而言，觉醒的人，既不是在咖啡馆和公园盯着东西看的罗冈丹，也不是像汤姆·索亚粉刷篱笆一样假装快乐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而是一个有目的地去做事，而且对所做之事的意义充满信心的人，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自由（萨特思想）

1. 《存在与虚无》跟《存在与时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没有写完。
   1. 这两部作品的结尾，都吊人胃口地提出，将会在第二部分中完成对全书的论证。
   2. 海德格尔承诺要证明他的终极观点：存在的意义是时间。
   3. 萨特则承诺要为存在主义伦理学奠定基础。
   4. 两个人都没有遵守诺言。
2. 在开始论证时，把全部的存在分成了两个领域。
   1. 一个是自为（pour-soi/for-itself），仅仅依据它是自由的这个事实来定义。这就是我们，是我们发现人类意识的地方。
   2. 另一个是自在（en-soi/in-itself），是我们发现其他一切事物的地方。这些实体不需要做任何决定：它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做它们自己。
   3. 自在与自为就像物质与反物质一样截然相反。对于萨特来说，自为根本不是某种存在，它是一种“具体的虚无”。
      • 我看了看我的钱包，里面有1300法郎。这似乎很不错。但是，如果我原本是想找到1500法郎的话，那么从钱包里凸显在我面前的问题，变成了那不存在的200法郎。
3. 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把意识仅仅定义为了一种虚幻的“关涉性”（about-ness）。我的意识很明确是我的，但它没有真正的存在：除却它伸向或指向事物的倾向性，它什么都不是。（奇怪的说法
4. 要意识到我的自由程度，就是被抛入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忧虑”之中——或者说Angst（忧惧），法语为angoisse。这不是对任何特定事物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和自身的存在充满忧虑。
5. 理论上我拥有的行动自由越多，这种焦虑就会越严重。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会把长期的决定转变为某种现实世界的限制。例如闹钟一响就要起床，这些方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
6. 多数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以维系下去。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甚至是潜藏在我们声称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欺。（范围有点广啊，那如果把这些悬置后自己是什么呢
7. 我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必须行动。我确实需要这些“处境”，或者说是萨特所谓的“事实性”（facticity），才能做出充满意义的行动。
8. 即使是一个囚犯面对死亡，也不能带走我存在的自由，我也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死亡。这一点和古代斯多噶学派类似，但我们应该更加激昂和疯狂，自由是极度艰难的。

战争期间的创作

1. 萨特则从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故事中获得了他的寓言，这是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中的英雄。波伏娃创作了平生唯一一部剧本《白吃饭的嘴巴》（Useless Mouths）但差评如潮。
2. 波伏娃发问，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智慧存在于无为和超然之中？人的存在，意味着“超越”，或者说超过，而不是“内在”，或者说被动地憩于内心之中。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地行动，直到无事可做的那一天——但只要你还在喘气，这一天就不太可能到来。（这一点有点像尼采
3. 加缪到战后（1947）才出版的抵抗小说《瘟疫》（The Plague），比起萨特和波伏娃的作品，加缪的小说刻意淡化了对英雄主义和果敢行动的描写。
4. 1944年8月23日星期三，萨特和波伏娃步行到抵抗运动杂志《战斗》（Combat）的办公室，去见已经当上文学编辑的加缪：他想跟他们约一篇关于解放的稿子。第二天巴黎正式解放。波伏娃写道，终于，“世界和未来被重新交到了我们手中”。
5. 秋后算账中，加缪坚决反对死刑。他说，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国家执行冷酷的司法处决总是错误的。波伏娃明确拒绝签署请愿书，萨特当时不在未牵扯其中。这之后的这类问题，二人总会坚决反对加缪。加缪反对死刑、拷打和其他国家酷刑。波伏娃和萨特喜欢指出复杂的政治现实以及对目的与手段的权衡。
6. 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战争让他们意识到，个人对人类整体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比看起来更复杂。这让萨特摒弃了《存在与虚无》中自己的一些观点，而发展成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观点，即认为人类生活具有目的性和社会性。
7. 因战争而变激进的梅洛-庞蒂写道，“我们生活在世界里，融合其中，与之妥协。”没有人能超然物外；每个人的手都脏。

存在主义与美国文化

1. 波伏娃、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其他朋友，短时间内迅速地写出了大量文字，于是他们一起在1945年推出了新的文化杂志：《摩登时代》，这取自同名卓别林电影。存在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也继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1945年9月，波伏娃出版了《他人之血》。萨特出版了《自由之路》小说系列的前两卷。这之后就是第一章所讲的萨特激情的10月演讲。巴黎内外，到处都在讨论他的哲学。
2. 萨特的朋友鲍里斯·维昂，在他1947年的小说L'écume des jours（被译为《白日梦的泡沫》或《靛蓝情绪》）中，恶搞了这一热潮。
3. 在地窖和酒吧里，哲学家真的时常与爵士乐明星勾肩搭背，跳舞到天明，梅洛-庞蒂在左岸的常客中尤为受欢迎。萨特和波伏娃也会跳舞。他们非常喜欢爵士乐。朱丽叶·葛瑞科最成功的歌曲《白衣大街》（La rue des Blancs-Manteaux），便是由萨特作的词。她的另一首歌《马赛的存在主义者》（Marseillaise existentialist），歌词则由梅洛-庞蒂、鲍里斯·维昂和安妮-玛丽·卡扎利斯联合创作。
4.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存在主义文化对于任何旁观者来说，似乎非常巴黎，其实它的动力还来自对美国事物的热爱与迷恋。为了配合爵士、蓝调和拉格泰姆音乐，人们会跑到跳蚤市场，搜罗现成的美式服装。与此同时，人们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地看着美国的犯罪电影，从塞纳河沿岸的旧书摊上购买着美国的小说。
5. 游历美国的萨特惊讶地观察到，尽管成了卓别林电影中那种工业机器的齿轮，一直被老板逼着要转得越来越快，可美国的工人似乎很快乐。到处是廉价的酒吧和破败的酒店，高架铁路线就在二层楼的高度经过，深深的阴影盖住了下面的一切。加缪既被这里吸引，也对它感到厌恶。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表面上看起来缺乏痛苦，让他完全无法理解。这里没有什么真正悲剧的东西。
6. 波伏娃对美国的反应，是那种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警惕和欣喜交织的情绪。她被诱惑了：美国“物资充裕，有着无限的视野，是一台放着传奇影像的疯狂幻灯机”。美国是未来——或至少是未来的一个可能版本。苏联提供的那个对立版本，也同样吸引她。但种族不平等令萨特、波伏娃和加缪感到震惊。
7. 美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品位很差劲——比如热爱爵士乐和蓝调，或者对南方腹地那种耸人听闻的谋杀案感兴趣，或者喜欢描写杀手和精神病人的拙劣作品。同时美国人和法国人对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也出现了分歧。对美国人来说会联想到旧欧洲阴暗的巴黎街道与肮脏的咖啡馆。